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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为戏

发布时间:2017-06-06 点击数: 字号:T | T

谢培养与妻子
 
?? 其乐融融的一家
2009年10月,与原中共福安地委文工队的队员共庆建队60周年。
  谢培养/口述 韩惠彬 林小宇/撰文

  谢培养,男,菲律宾归侨,90岁,退休前任职于福安地区畲族歌舞团。

  每逢节庆时,菲律宾马尼拉的街上总是热闹非凡,各家各户会把家里能敲响的东西都拿来当乐器,一边敲,一边喊一些祝福的话,祈求生活幸福,那画面好似一出联欢大戏。年幼的我,也像追着看戏一样在大人背后追逐着,享受节日的氛围。成年后,我因缘际会走上了戏剧这条路,也由此拉开了我如戏的人生序幕。

  一

  我祖籍是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,父亲木工出身,12岁时被厦门的祖父收养,之后随祖父到了菲律宾,祖父在马尼拉一栋楼里开油厂,父亲开布店。母亲16岁从泉州到菲律宾,和父亲一起住在油厂的楼上。之后我们三兄弟和姐姐相继出生,在马尼拉组成了个六口之家。

  油厂的楼有两三层,建筑格局和厦门旧式的骑楼很像,我们住在二楼,下雨的时候,屋檐下的楼道还能躲雨,小时候被禁足的我也常通过这楼道,循着油香,去看厂内工人忙碌榨油的情景。父母亲怕我们外出有危险,很少让我们出去,偶尔周末时候,会带我们去伦里达公园玩,隔着公园的隔离网,我被公园里的蛇、猴子,还有那只会吹喇叭的小猪这些新奇的动物深深吸引,挪不开眼。现在想来,那真是段惬意的时光啊。

  父亲的布店经营得很好,生意虽不错,但总归经不起菲律宾人时不时来抢东西。之后菲律宾渐渐有了乱象,母亲也有意回老家,祖父便让我们一家回国。1932年,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5岁的我随父母亲回国到了厦门,父亲花6000元在厦门中山公园100号买了一栋房子,让一家暂住了下来。不久,祖父也回国了,厦门的房子便让给了祖父,我们回了南安。父亲在南安码头镇买了两家店铺,其中一家是五金店,自此,我们一家便在南安安顿了下来。我也在南安上小学、中学,接受学校的进步教育,学习了一些爱国歌曲。

  1937年抗战前,国内经济萧条,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,便重返菲律宾谋生,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才回国,当时我们三兄弟和姐姐便和母亲一起留在国内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侨汇中断,母亲以一人之力独撑这个五口之家,家里渐入困境。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,1942年底,我中学毕业后便报考了德化师范普师班,学校虽然离家100多里地,但食宿全由国家负担,我便安心在德化师范学习成长,也是在这里,我接受了艺术的启蒙。

  二

  德化师范学校的文艺队很出名,经常在各类比赛中得奖,我也常向队里的老师请教,渐渐地,我的音乐素养也得到了提高。1945年底我从南安师范毕业,应聘到南安高盖乡第二中心学校当老师。因为教学成绩不错,我的课常被作为示范课教学推广,推广的课程也很多,有语文、音乐、历史等,这些课中,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课,也常和学生一起排戏演出。我还记得,有一堂音乐课上,我教学生们唱《游击队员之歌》,学生的热情很高,一堂课下来,教简谱就把学生们教会了。

  1948年初,我经校方推荐,担任南师附小校长。附小是师范生观摩教学和实习的基地,我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,其中有一位叫刘惠民,是中共地下团员。他看我思想积极进步,便在1949年6月发展我加入地下共青团,7月加入闽粤赣纵队八支四团南安人民游击队,在南安码头、高盖乡一带从事地下斗争。1949年9月,我们联合周围的游击队解放了码头镇。之后由泉州军管会介绍到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学习,当时南安区解放不久,为安全起见,组织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搭军车去福州。不过车位非常紧俏,我就想办法花了5银元从泉州坐车到了福州,进入福建革命大学的三部五班就学,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
  1950年4月,在革大学习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闽东福安地区文工队工作。出发前组织上给我们做思想工作,说福安是个艰苦的地方,希望我们能够牢记党的教诲,不怕吃苦,艰苦创业。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们根本没把苦放心上,我们挎起背包,一路朝气蓬勃,从福州出发,边走边演,受到了沿途观众的欢迎。3天后,我们走到福安,到福安文工队办了报到手续。就这样,我在福安文工队走上了戏剧之路。

  三

  到福安文工队不久,因为领导变动,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文工队副队长,带着队员下基层慰问演出,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和创作素材。土改结束后,我被调到福安地委宣传科。1954年,我开始负责福安地区的电影、民间职业剧团和社会文化工作,主抓民间职业剧团的整顿、建立专区闽剧实验剧团和搜集少数民族的歌谣等工作,在1956年选送的13个参加福建省首届音乐舞蹈汇演的节目全部得了奖,其中《畲族婚礼舞》《茶篮鼓》两个节目被省里选送参加全国会演,获得好评并被拍成了彩色电影纪录片。这些荣誉激发了我创作的激情,也坚定我走戏剧这条路的决心。

  1961年,寿宁大韩村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,13岁的少年英雄张高谦为保卫集体羊群与坏人搏斗英勇牺牲,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和感染很大,我决心以此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。我到事发地大韩村,在那前后待了3个月,找到张高谦的父亲,和他一起撑船,一起交谈,结合相关资料,终于赶在省里文艺汇演前完成创作。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,被推荐到省地汇演,但当时我从农场解除劳教回来不久,被错划为“中右派”分子的政治问题还未解决,虽然我是这部剧的编剧兼导演,但还是遗憾未在之后的演出中参与。但这事并未打消我的积极性,我仍在工作之余,观摩优秀的戏剧,吸取其艺术精华,为以后创作提供借鉴。

  欣慰的是,十年动乱结束,1980年,我的“中右”问题被平反,1981年确认了我是北路戏《张高谦》的原创作者,至此,我坚持了大半辈子的戏剧之路终被还以清白。

  四

  1987年,我写的《论艺术管理》论文被省评审委审议通过,确认国家二级艺术管理任职资格,1988年获高级资格证书,成为整个文化局里艺术系列唯一获得副高职称的,这个证书,算是为我这30多年的排戏导戏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  离休后,我也常到福安市老年大学和技工学校班级歌唱比赛伴奏,丰富生活。我的家庭和睦,子女孝顺,还获得了宁德市五好文明家庭的称号。

  这一切,令晚年的我非常知足。

  我这一生为戏奔走半生,看过很多戏,也排过不少戏,因为戏剧得过很多荣誉,也受过不少磨砺。说到底,我们这一代的命运,与时代丝丝相扣,幸运的是,困难时期,我并未放弃自己,并未放弃学习。

  其实,人生这出戏,无非就是“坚持”二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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